以 前我也不大理解是怎么回事，去年十月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我明白了，应该说我被惊着了。在加德满都的书店，准确地说，是外国游客集中食宿的那个区域的书 店，几乎占三分之一的书是关于西藏的，文化、宗教、民俗、山川风物，各方面，占据书架的各层，占据店堂中央的桌面，占据窗口；开本有大有小，有厚有薄，有 文字的也有画册，有新书，有旧书，铺天盖地。这个区域所有的书店都是如此。大多数书都不是直接鼓吹西藏独立的，它们讲述西藏多么美好，多么丰富，多么超凡 脱俗，多么洁净神圣……，共同营造出的却是一种隐约的遗憾气氛，那是种恨见西藏属于中国的气氛。我不记得见到了讲述农奴制下的贫穷、野蛮状况的书，不记得 有讲述贫民怎样被剥皮挑筋、怎样驮负领主翻山涉水、怎样吃喇嘛的屎当药的画册，也不记得有关于五十年来西藏发展的书。假设你不是个中国人，假设你对于西藏 所知是一张白纸，你就会毫不出人意料地被这些众多的书，浓浓地画上了一幅画。

有 人指责西方媒体违背了新闻的“平衡”原则。首先我得恭喜这些朋友，已经超越了单纯要求新闻“真实”的层次，知道要求“平衡”了，所谓“平衡”就是不光要讲 这方面的话，还应该讲另方面的话。但是，有根本的一点这些朋友没搞清楚，就是这个“平衡”并不能指望由某一家或者某一阵营、某一利益集团的媒体来保证提 供，而是要由所有的媒体合起来保障提供的。要是某一方不发言，或者为了什么原因只想回避某话题，却要求另一方具有“平衡”良心，那叫“与狐谋皮, 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

我 不评论这次事发后我方媒体的表现，我说的是，我们的宣传部门需要深刻总结经验，仔细看看为什么西方人对我们在西藏问题上的偏见那么深而广。没错，他们早就 被洗脑了。西方人到处旅游，而且人文旅游风气甚浓，他们来到尼泊尔、印度这些西藏流亡分子集聚的地方，他们需要阅读，来为自己的西藏之旅做准备。他们接触 了那些书，可能还接触了那里的流亡藏民群落，他们和旅伴交换心得，然后把获得的印象、知识带回家去，告诉亲友，也可能继续关心这题目，还可能接着发表他们 自己的文章或书籍。这一类的作品就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几乎完全没接触来自另一方面的讲述。要知道大多数人不是研究历史和文化的专 家，也不在拉萨居住工作，而是从一般的肤浅阅读和视听来形成某事物在自己脑子里的印象。传播学上说，无知者容易被舆论所影响，这里“无知者”是指在某个领 域并非专家的人，没有贬意。要是对于无知者，宣传的平衡在一开始就没建立，那么宣传效果便是不折不扣的洗脑。西方人总爱拿“洗脑”这个词语来批评别人，其 实他们自己被洗脑的程度往往是惊人的，不然，就不会有最近美国警方从某邪教营地救出多少多少名陷入群婚的妇女们这种事情发生了。人被洗了脑，就如马屁股烙 上了号码，很难改变。

现 代传播学研究最发达的是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陆军部拨款进行的战时宣传研究和实践（针对两方面受众：敌和我），战后获得飞快而广泛发展，形成了很多成 果并且早就应用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了，比如竞选，比如民意调查，比如某群体某诉求的造势运动，等等。过去老说共产党人会搞宣传，错啦，这地球上顶级的宣传 高手是美国人，他们可以把一切都做的好像那么开放那么自由那么可信，而实际上卓有成效地传播散布着他们要传达的资讯。您完全不需费心指责某个西方媒体没说 完全的真话，因为传播学上有个基本的知识，就是媒体编辑履行“把门人（gatekeeper）”的职责,他的工作就是让什么刊登出来，不让什么刊登出来。

所 以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打破一统天下，要有别的把关人，让那些被卡掉的东西也有机会披露出来。这适用于新闻类媒体，也适用于平素的出版、教育、文化交流等所 有这些传播媒介。美国人搞文化和意识形态侵略是很舍得下功夫的。早在80年代末期，驻京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就每周请北京的中国记者们去看一次电影，电影 放完后，记者出来走到走廊上，就遇到一大堆免费赠送的书籍，多数是中文的，印刷精美，内容关于美国的历史、经济、文化、制度，没有明显直接的政治内容，但 是作为一个那时过来的人，我必须承认，那些书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恐怕难以充分估量。

我 想说的是，这次西藏的事情发生，全球华人都被西方媒体执拗的偏见激怒了，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有市场，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宣传战略上，不能够我们不愿意说 的题目就躲避退缩，就唯恐哪一句说错，就严审以至于严控。应该让多角度的话都出来说，营造一个施加于受众的整体印象，即所谓“全图（whole picture）”。要在长期而耐心的宣传战中扭转劣势，需要脚踏实地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愤怒和严正声明。改变不平衡的舆论战，不能寄希望于别人的“友 谊”和“良心”，得自己下大力气、用大智慧去做。(文/张小路 )